国家发改委、民政部、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《关于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机制的通知》提出，争取到2022年在全国发展一批创新活跃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地区。民政部预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。中国现有养老机构能否照顾好这些老人？为什么被认为是朝阳产业的养老行业缺遭遇盈利难？《环球时报》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及周边多家养老机构。

　　疫情中，我们没一人感染

　　“我以前是学幼儿教育专业的。现在在养老院的生活感觉就和幼儿园大班差不多。”93岁的郑奶奶口齿清晰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她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自己2017年入住北京首开寸草亚运村养老院，这里每天会组织两次集体活动。早上9点到10点，先做回春操，然后做“开火车”等游戏。下午3点到4点，可以画画、唱歌、捏泥、打乒乓球。郑奶奶最喜欢玩“数字油画”，画了好几幅。“这里玩的游戏跟幼儿园小朋友差不多，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，比家里热闹”。

　　老伴2015年去世后，郑奶奶就搬到小儿子家。白天，儿子儿媳上班后，屋里空空荡荡的，老人出点事都没人知道。“刚开始我没想过住养老院，后来我去养老院探望一位老同事，她104岁，在那过得挺好。为了有个伴儿，我2016年就住进那家养老院。”但那里没有单间，郑奶奶换了几个室友，始终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休息不好。2017年，首开寸草亚运村养老院开业，她发现这里环境很好，还有单间。虽然价格比之前的养老院贵了近一倍，每月1万多元，但她还是决定搬过来。

　　没有疫情时，儿子儿媳每个礼拜来接郑奶奶一次，回家住几天。“我在这里住习惯了，都不愿意回家住。儿子把家里的大床让给我，可我想找个扶手都没有。这里的床都有扶手挡着，翻身都掉不下来。还有，在家里，总不好意思让儿媳妇给我倒洗脚水吧。”疫情后，郑奶奶没跨出过养老院的大门，“外面的人不能进来，里面的人不能出去。我们就像进了保险柜，没有一个人感染”。

　　郑奶奶告诉记者，她们姐妹三人分别住在不同的养老机构。大妹妹住的是公立福利院，便宜、房子大，但没什么护理服务，也很少组织活动。小妹妹夫妇住在河北一家养老院，房子挺好，就是太远。“我儿媳妇说，住养老院一定要选近的，他们来看我开车10分钟就到了”。

　　“我戴的这个东西，是呼叫器，这里每个老人都有。有事一按它，服务人员马上就过来。”与郑奶奶同龄的樊爷爷在2019年老伴去世后入住首开寸草。他指着脖子上戴的呼叫器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，院方要求，老人晚上起夜必须呼叫服务员，以防老人睡得迷迷糊糊摔倒。“晚上每层楼都有人值班。服务员过来会给你开灯，上完厕所后帮你盖好被子。失智的老人会戴个手环，只要一走出这个楼，对口服务员就能马上响应”。

　　据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宏玲介绍，该院只有50张床位，入住率80%左右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。目前该院已住满。有个别老人退院，马上就会有排队的老人住进来。这种入住率和盈利水平较好的养老院在北京并不算多。“现在北京养老院的床位空置率在50%以上。有些远郊区县项目体量较大，入住周期较慢。一些服务、环境较差的机构，入住也比较慢。”常宏玲表示，目前中国的养老机构基本上30%属于微利经营，30%收支持平，30%亏损。为什么被普遍认为是朝阳产业的养老产业会出现这样的盈利反差？“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中国老年群体未富先老，很多老年人的支付能力不够。同时，养老机构的经营成本又降不下来，就形成了矛盾。”常宏玲说，养老机构有两块经营成本较高，一是人力成本，一是租金成本。有些重资产机构的物业是自己买的。只有真正把土地问题解决了，才能做到普惠养老。“最大挑战还是人才。中国养老产业高中低人才梯队都是缺失的。这并不是说护理工作的劳动强度有多大，而是如果整天面对失智老人，心理压力会比较大”。

　　常宏玲认为，中国的养老产业还属于刚起步阶段，没有实现规模化。老年人的文化、教育、健康、旅游、日用品、保健品、金融等产品还不完善，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。“中国有特别庞大的老年人群基数，很多配套产业都将随着老龄化的速度得以快速发展”。